说实话,我一开始真没打算包车。
那天早上在杜甫草堂,我蹲在红墙边拍了半小时竹影,手机里存了三十七张构图差不多的照片,风一吹,茅草屋顶的草穗子簌簌往下掉,落在我脖子里,痒痒的,旁边有个大爷举着长焦镜头,对着池塘里的锦鲤骂骂咧咧,说它们游得太快,不配合,我忽然觉得,这地方美是美,但美得太“教科书”了——就是那种你发朋友圈,别人会点个赞,但绝不会问“哎你这是哪儿”的漂亮。
所以当我在停车场看见那辆银灰色的五菱宏光时,脑子一热就过去了。
师傅姓周,五十多岁,脸晒得黑红,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,袖口卷到小臂,他正靠在车门上抽烟,见我走过去,把烟头一摁,问:“去战旗村?”我说是,他上下打量我一眼,说:“那地方有啥好看的?就是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嘛。”我说我写文章的,想去看看和网上说的有啥不一样,他笑了,露出一口黄牙:“不一样?能不一样到哪儿去?不过你既然要包,我就拉你走,三百,来回。”
我其实不太确定战旗村值不值三百块,但我喜欢他这话——不吹不黑,就一码归一码。
上车才发现,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袋青菜,还有半瓶喝剩的茶,周师傅把菜往后座一扔,说:“自家地里的,等会儿顺路送给我姐。”我说您姐住战旗村?他说不是,战旗村边上,一个叫三道堰的镇子。
车一启动,我就后悔了,这破车噪音大得*,发动机像在打呼噜,空调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土腥味,我摇下车窗,外头是成都二环的车流,堵得跟腊肉似的,周师傅倒是不急,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,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颗薄荷糖,撕开包装扔嘴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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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写文章,写什么内容?”他问。
我有点不好意思,说:“就写包车去战旗村的事,可能写写路上的见闻,写写村里现在怎么样。”
他“哦”了一声,隔了半分钟,又说:“那你得写写我。”
我愣了一下,他指指自己:“你看,我这种开黑车的,算不算成都特色?你光写杜甫草堂,写战旗村,那都有人写过了,写我,才有意思。”
这话真把我噎住了,我还真没想过,包车这个行为本身,比目的地更有故事。
后来上了绕城高速,车速终于快了点,风哗哗灌进来,吹得我头发乱飞,周师傅说:“你把窗关上吧,前面要上高架了,灰大。”我关了窗,他又开始说,说战旗村的豆瓣厂,说他小时候那儿还是一片田坝,说现在村里搞旅游,游客一车一车地来,但多是中老年团,举着小旗子,拍拍照就走,说他自己其实不去战旗村,但成都事儿他也知道不少。
“你猜那村为啥叫战旗?”他问我。
我说不知道。
“以前那儿是部队农场,种菜供应成都军区,后来部队撤了,地还给农民,村名就留着——‘战旗’是打出来的名字。”他顿了顿,“现在改叫‘战旗村景区’了,听着不太得劲,但村里人乐意,钱挣得多。”
他说这话时候,语气有点古怪,像是有点怀念,又像是无所谓。
到了村口,果然跟网上照片一样——白墙灰瓦,干净整齐,路牌是仿古的,写着“乡村旅游示范村”,村里的广场上停着几辆大巴,下来一群穿红马甲的大爷大妈,举着手机拍牌坊,周师傅把车停在一边,说:“你去逛吧,我去给我姐送菜,一个小时够吗?”
我说够了。
我其实只逛了四十分钟,村里确实漂亮,但漂亮得像是从图纸上直接印下来的,有个院子里倒是真在做豆瓣酱,大缸排成一排,太阳晒得酱香扑鼻,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,一个穿围裙的大婶舀了一勺,让我闻,冲我笑:“香吧?我们这儿的老手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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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拿着手机拍了半天,但心里一直想着周师傅那句话——“写我才有意思”。
回去路上,他又问我看完啥感觉,我说干净,规整,但少了点“毛刺”,他哈哈笑:“你这是文艺说法,要我说,就是太好了,好得不像真的。”
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那袋薄荷糖,抖抖,空了,把袋子揉成一团,塞进车门底下的缝隙里。
“其实我姐家那三道堰,你要不赶时间,下次我带你去,那儿路还没修好,河边有棵歪脖子树,树上挂了个秋千,是村子里小孩自己绑的,那地方,才有你说的‘毛刺’。”
我笑了,说:“您下次可以打电话给我,我付钱。”
他摆手:“拉倒吧,你要真想写,那秋千比我值钱。”
回程路上,太阳快落山,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,带着泥土和豆瓣酱混在一起的味道,周师傅开了收音机,放的是川剧,咿咿呀呀的,他跟着哼了两句,跑调得厉害。
车到杜甫草堂门口,我付了钱,他说:“写得真实点啊,别把我写得太有文化。”
我笑着点点头,其实我根本没打算写他,但你看,我还是写了。
大概这就是包车的意思——你以为你要去一个地方,结果半路上,被一个开车的师傅,带到了另一个地方,战旗村是干净的、整齐的、教科书一样的,但周师傅不是,他有点脏,有点糙,说话带刺,薄荷糖和青菜混在破面包车的前座。
这趟车,值三百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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